石川也赞同“修电影不是修文物”的观点,他表示:“修复文物时不会改变文物的原貌,真的叫修旧如旧。但是修复电影,我们不会改变原件,只是修复原件的副本。所以它在传播学上,它的用途,它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消费需求,这样的多声道或者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我觉得这是允许的。”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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